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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母愛橋2014年8月初的十周年慶典當日，倫敦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兒童博物館（V&A Museum of Childhood）舉辦了一個很特別的展覽——“將我托付于你”（Hand Me Over Hand Me Downs），展覽的圖片來自于攝影師安娜貝爾·斯托克曼（Annabel Stockman），她的照片講述了70多個被英國家庭領養的中國孩子的故事，西方父母保留了他們從孤兒院被親手接過時身上所穿戴的衣服、鞋帽、手套、襪子，還有當時他們手里把玩的小玩具、用過的奶瓶等。

照片里面，拉著我一起合影的小姑娘是在江西被收養的，照片中她頭頂左上方的那套中式紅色小棉襖和小棉褲就是她的英國父母當時從孤兒院看護人員手中接過她時她所穿的衣服。她的英國父母告訴我，孩子把她這套衣物疊得整整齊齊地放在床底下一個非常精美的小盒子里，一直都像是對待珍寶一樣保存著。時不時拿出來看看，每次看的時候都會一邊掉淚一邊微笑，然后總是緊緊地摟住英國父母說：“我很想念我的中國媽媽，很想知道她的樣貌，我想她的笑容一定很美。雖然我從來都沒有見過她，但我想讓她知道，我很感謝她把我帶到這個世界，我希望她能知道我現在非常健康快樂，有一個新家和非常非常愛我的英國的爸爸媽媽！親愛的爸爸媽媽，我愛你們！”

我一直熱衷母愛橋的慈善事業，除了每次接觸收養家庭時在情感上的感動以及與充滿熱情和愛心的志愿者在思想上的共鳴之外，我自己也有對于成為慈善事業專業從業者以及推進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的職業追求。

在海外華人圈，華人慈善機構的公信力一直以來都不夠，人們對于慈善事業缺乏理論上的認知和實踐上的親力親為。在很多人的傳統觀念中，慈善業幾乎沒有成本，他們認為捐出去的每一分錢都應該用在需要幫助的人身上，不能有任何其他方面的損耗。其實，慈善業作為一個行業也是社會體系的一部分，在運作方式上應該與其他非盈利機構和政府公共事業部門（Public Sector）是一樣的，也需要運營成本，不以盈利為最終目的但也需要創造利潤。慈善機構的管理者同樣需要從“3個E方面”來衡量績效，即經濟（Economy）、效率（Efficiency）、效果（Effectiveness）。所以，慈善業需要科學合理地借鑒商業運作模式，需要專業人才和團隊的運作，需要政策和法規的扶植、保障和監管。

中國傳統慈善業里有個“恩”字的概念，受助者要記得幫助者的“大恩大德”，這是在現代西方文化中所無法體現的。在西方文化里，受助者與助人者之間并不是一對一的感謝與被感謝的關系，而且大多數情況下，助人者對受助者的回報并沒有過高的期望值。很多西方人向流浪漢慈善機構捐贈，他們也不會對捐贈產生的結果作硬性要求，不會要求街頭流浪漢的數量得以控制，也不會要求流浪漢群體接受教育和就業培訓，要求他們通過自己的努力來賺錢并結束流浪漢的生活狀態。相反地，西方捐贈人會認為，每個人都有決定自己生活狀態的權利，如果流浪是這些人群想要的生活狀態，那么就應該尊重他們的選擇。捐助的目的只是能夠讓流浪漢們在自己選擇的生活狀態中過得更舒服一些，例如給他們提供棉被、填飽肚子的三餐、醫療援助等。西方捐贈人會覺得，大家都是上帝的孩子，所以幫助別人就是幫助大環境，就是在幫助他們自己。

然而，中國捐贈人在潛意識里對受助者的行為和道德標準卻是有期待的。如果受助的兒童讀書不努力，就會對捐贈人的情緒和未來捐贈行為造成一定影響。東方儒家哲學思想中的“施和受”與“舍和得”的辯證思維是西方難以理解的，但總的來說，心存感激、知恩報恩在某種程度上是東西方公認的普世價值。

其實慈善業作為一個行業，也是真實社會的縮影，而并不是充滿理想的烏托邦。很多個人和公司企業憑借慈善的平臺來實現各自的目的：有人想避稅，有人想提高政績，有人想讓自己的社會地位變得更體面，有人用慈善來做人情債，還有人想利用做慈善的方式提高企業的社會形象。 英國是這樣，其它西方國家也都是這樣。但這并不能說個人或企業這種充滿利益目的的參與公益慈善的行為就不可取。我認為，無論個人或企業是否將背后目的隱藏在慈善行為中，并沒有那么重要，值得尋根問底。不論捐贈方的捐贈目的是為了宣揚企業的社會形象，還是為了提高個人的社會地位，只要整個慈善公益過程有法可依，同時配備有完善和透明的監管體制，使合法的善款得到有效地運用；只要慈善機構利用這筆善款最終幫助到了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那么慈善機構的使命就已經圓滿完成，整個過程就是有意義的慈善行為。這同時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做慈善不是道德標準極高的人或者是超有愛心的人的專利。

英國的慈善行業受到慈善法規的制約與維護，同時與公眾事業一樣受有關機構的監管和審計。目前，中國關于規范捐贈的法律除《合同法》之外，最重要的就是1999年的《公益事業捐贈法》和2008年的《救災捐贈管理辦法》。但要使慈善機構做到真正意義上的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還需建立更為完善的法律法規，從而為日益興起的中國慈善事業的健康發展保駕護航。